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否定美国金融的价值，千万不要回到传统商业银行主导的时代。
同时，由于资本单边流入，中国面临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压力。中国的政策决策者并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问题，反而这也是他们希望推进的，但真正制约其决策的，是以下的几个问题：首先，大规模资本流入造成人民币升值，这造成出口竞争力的下滑。
如今的上海自贸区，大量的企业开始选择在此落户，地方行政管理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的举措，但却不是上海自贸区建设真正的难点。从目前的经济工作定调来说，中国官方似乎仍然有一定的犹豫。 上海自贸区是2013年关于中国的热门词汇之一。但市场已经充分考虑并消化了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至7%左右的可能性，而对于中国来说，7%的增速也仍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发展速度，由于中国经济基数变得越来越大，与10年前相比，7%的增速将创造比过去10%以上经济增速近三倍的新增财富效应，这对于一个逐渐复苏的欧美经济和中国来说，都是一个更为理想的结合。以台湾为例，其也通过严格的隔离将离岸账户(OBU, offshore business unit)与境内金融体系（DBU）分开，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即使在境内外利差很小（台币的利率与美元十分接近）的状况下，其也仍然面临着相当对于监管套利的担忧。
从利率市场化来说也是如此，如今普通居民已经在紧盯理财产品而非银行存款的收益率，这也表明利率市场化已经深入人心。对内来看，面对着改革的藩篱，中国也需要一个对内展示的窗口，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身处中国最为市场化的区域，上海自贸区也成为最为明智的选择。实行社会保障计划的发展中国家，也多由中央政府主导。
仅次于中国列第二位的是联邦制国家美国，其地方（包括州和州以下政府）支出比重不到50%。这一财政支出中央集权模式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依然清晰可见（图1）。土生土长的企业，通常会对家乡的水土保持应有的敬畏感，再加上它们多建于轻工业和耐用消费品产业，国人的消费尚未进入住房、汽车等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建造并使用的阶段，因此，1980年代的初期工业化并未对中国的环境造成重大的破坏当前货币市场资金面紧张，是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调整缓慢的重要反映。
此外，预期也是当前货币市场资金成本上升的重要诱因。来源:经济参考报 进入专题： 资金面紧张 。
但部分金融机构在同业和表外业务上的结构调整进展缓慢，反而加快了金融各个业态的融合创新，使得金融市场的资金链条并没有随着钱荒事件的解决而真正缓解。12月中旬，在为期两天的FO M C会议后，美联储宣布从明年1月起每月购买资产规模减少1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拆出资金的意愿也会明显下降，更容易受到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美国退出Q E的步伐将会引发全球流动性的收缩反应，进而影响到国内的流动性水平。
从货币存量考察，截至11月末，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 2余额高达107.93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否则，即使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后，虽可缓解但不能真正解决金融机构在资产负债结构管理上的问题，甚至还会出现饮鸩止渴的结果。从外汇储备增长看，下半年我国资本流入压力增大，三季度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约1600亿美元，为2011年二季度以来的最高季度增幅。在金融机构同业业务关系链条中，任何一方的结构与策略调整，都将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明显加剧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整体紧张状况。
货币市场7天期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一路飙升，12月17日以来的五个交易日里，从原来的低位快速拉升400个基点，至23日上午盘中最高触及9.8%，屡创6月份钱荒以来新高。事实上，从国庆节前货币市场资金面一度紧张情况看，金融机构对流动性趋向紧张已经有明显预期。
6月份钱荒的发生，实质上是金融机构过度扩张同业业务、表外业务的结果。从流动性状况看，11月末，全国人民币存贷比为69.18%，与75%的监管指标仍有距离。
近期，金融市场钱紧来袭。因此，金融机构更需加快自身业务结构调整，强化流动性管理和稳健经营。应该说，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流动性总体充裕。最近一段时间，商业银行新发行的理财产品收益率持续上行，存款竞争日益激烈。在银行体系超额储备已逾1.5万亿元的同时出现货币市场资金利率急剧上升，突出反映了金融市场的结构性难题，表明当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进展缓慢。从实体经济交易的流动性需求看，目前银行体系1.5万多亿元的超额储备仍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应该完全可以满足实体经济交易与支付的需要。
今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复苏信号更加明显，金融市场对美联储退出Q E存在强烈预期。针对年末货币市场新变化，央行通过微博宣告，已连续三天通过SLO累计向市场注入超过3000亿元流动性，并提示主要商业银行合理调整资产负债结构，提升流动性管理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在中央银行向部分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后，6月份货币市场利率明显回落。从人民币存款增长趋势看，2013年1至11月，全国人民币存款增加11.41万亿元，同比多增2.18万亿元，总体仍延续稳步扩张态势
依靠这个制度，地方政府能够在吸引资本和劳动力流入的同时，把非本地甚至非城市户籍人口排除于本地的社会福利网之外。然而，财政大包干的逻辑是不可持续的。
建国后的前30年中央计划经济，地方政府在行政和财政事务上，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性。自建国至今，中共在各级党政领导由上级、最终为中央任命产生这一点上，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 改革开放后财政大包干：中央地方均寻求机会主义 所以，改革伊始，中共中央一方面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按财政支出口径计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没有之一。
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求和转移支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不平等状况，但离社会公正和效率的起码要求还差得很远。从理论上看，中央统筹社会保障，使保险基金库在一国范围内最大化，风险分散最大化，并有助于社会公平。
中国行政集权与财政地方分权古而有之 中国为什么能在地方分权特别是财政支出（事权）分配上成为世界的例外? 原因之一是中国历来如此。中国之所以能够以地方分权的方式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根本原因在于户籍制度。
这一财政支出中央集权模式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依然清晰可见（图1）。2013年的中国以官方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梦而始，以半个中国陷入雾霾的苦境而终。
与此同时，在财政分权的条件下，该地的福利开支只能来自本地的财政收入，为此它的财政征收水平不得不超过其他地方，而这必然使资本和劳动力以脚投票，远离而去。财政分权则主要是中央财政所做的几乎完全限于国防外交并维持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如海关和国税）运转，而国内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几乎完全由地方财政承担。放眼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达到这般财政支出分权的水平。改革把最大税种增值税定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由新成立的国税系统来征收，并按央75%地25%外加税收返还的既定规则统一划给地方政府。
在朝代强盛之际，通常由地方政府在朝廷的统一调配递解下，供养所辖地区的军队。其主要表现之一是国家财政资金大量用于经济建设，特别是基本建设（通常占财政总支出的40%），国家经济建设主要由财政融资，而财政建设资金绝大部分由中央政府及其部委执行。
这一发展，客观上起到了藏富于民、国退民进的作用，曾为邓小平所赞叹的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就是在这样一种地方分权的财政制度下形成的。于是，在资本和劳动力充分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服务的地方分权化必然导致各地政府的"逐底竞争"，尽量降低税收水平，尽量少提供社会保障。
分税制改革让中央和地方在扩大财政收入问题上一致 199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在财政分权关系的逻辑。这一点就是官僚政治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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